去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某全国知名中学的校庆活动。除了隆重的庆典大会之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该校的“素质教育成果展”。一进校园，主干道两侧的橱窗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近年来该校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的光荣榜，人数之多令人咋舌；接下来是学生在全国和省市级学科、科技、文艺及体育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再往后是琳琅满目的学生书画作品。画我不大懂，但有几幅书法作品的确写得不错。高潮当然是在学校大礼堂里举行的交响音乐会。七八十名俊男靓女身着盛装，演绎了一首首西方经典名曲，水准之高恐怕不输于职业演出团体。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的北大自主选拔录取面试现场，同样是这所中学的学生，当我问起他们的专业志愿时，几乎所有人都把金融专业作为第一选择。当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选择时，答案几乎又是惊人的一致：“挣钱多”。这些学生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不光学习成绩好，其他素质也非常突出，大多数学生至少能够演奏一种乐器，钢琴十级者比比皆是。不是说选金融专业一定不好——经济飞速增长的中国当然需要大量金融专业人才——但所有最优秀的学生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金融专业，这至少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未免过于单一和短视。

　　我不太喜欢“素质教育成果展”这样的提法。既然是“成果”，一定是某种具有显示度的成就。但教育的成果是什么？是它所培养的学生在未来几十年里为国家、社会和人类作出的贡献。这样的成果，显然是当下的校长等不及的。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素质教育成果”，就变成了一张张书画、一座座奖杯以及交响乐和舞蹈，等等。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成果”和素质教育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采用应试教育的办法去训练了另一批也许学习成绩不够突出的学生。表面上看学校的素质教育开展得蓬蓬勃勃，要体育有体育人才，要文艺有文艺人才，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人才无非是按照某个预设目标制造出来的零件。从本质上说，他们和那些通过大规模重复训练而获得高分的学生没有任何区别。

　　中学开展素质教育的途径，首先是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设计一系列项目，然后选拔出每一个项目的佼佼者，集中资源进行强化训练并为之提供各种机会和平台。因此，这个从外表看来令人惊叹的素质教育的庞然大物只不过是由无数定制好的零件拼凑起来的机器人而已。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个体，最终在成就学校整体辉煌繁荣的同时也牺牲了自我的全面发展。至于那些似乎在任何一个项目上都没有特长的学生，则成为少数成功者的“陪读”。原本，素质教育是为了学生成长而服务的，现在，学生成了实现学校素质教育建设成就的载体和工具。

　　实际上，“素质教育”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年，下发了无数文件，却从来也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素质”，应该怎样开展“素质教育”。我们对素质教育的理解过于单一，过于统一，太缺乏想像力。在学校里，素质教育就是开展一些和升学考试无关的活动；在家长看来，素质教育就是让孩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于是，一个完美中国学生的形象就是：成绩优秀的学霸，才艺出众的偶像。那些不肯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进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最后的结果是让孩子彻底丧失了对所有事物的兴趣。当我们的学生可以娴熟地背诵出大段大段的唐诗宋词时，却往往提不出自己关于某一问题的独到见解和观点；当他们在舞台上展示出堪称专业的才艺时，对艺术作品本身的理解却相当肤浅；当我们带着孩子在周末穿梭于各种各样的训练班时，却恰恰忘记了素质教育的核心：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对科学有理解力，对艺术有鉴赏力，使人的发展更为全面，生活更有品位和质量，等等，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繁荣校园文化和促进中学素质教育开展，各高校开始招收艺术和体育特长生。然而，对素质教育缺乏想像力的狭隘理解却使校园文化开始变得凋零。2010年底，台湾大学代表团访问北大，两校学生共同演绎了一场“台大之夜”北大——台大学生联合文艺演出。北大参加演出的是民乐团、合唱团、舞蹈团和健美操队等专业团体；台大参加演出的是合唱团、嘻哈研究社、布袋研习社、魔术社等学生社团。演出结束后，台大同事由衷地赞叹：“北大学生就是了不起，个个都专业，不像我们的学生，都很业余。”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但听起来总有点怪怪的感觉。北大参加表演的，都是千挑万选的艺术特长生；台大参加表演的，全部是非艺术专业的学生。论专业水准，北大学生要比台大学生高得多。但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的演出，到底谁的表演更精彩，到底哪一种表演更符合大学的气质和风格。

　　大学里的文化艺术生活，应当由学生自己搭建舞台，自己表演，自己享受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不专业，也许很稚嫩，但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游戏。我至今仍然怀念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大老图书馆前的草坪。仲夏之夜，皓月当空，微风习习，学生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不大的草坪上，听长发飘飘的师姐浅吟低唱自己创作的校园民谣。虽然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是世界上最空灵飘逸的歌声。后来，学校里的舞台渐渐让位于半专业性的艺术特长生。灯光舞美越来越绚丽，艺术水平越来越专业，但同时也渐渐丢掉了灵气和亲和力。对于普通学生而言，演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演出，而是“他们”的演出。大学文艺生活被割裂成了两个群体：特长生和非特长生；表演者和观众。

　　一个体育特长生，也许并不喜欢体育运动，体育不过是他进入大学的某种捷径；一个艺术特长生，也许并不喜欢艺术，艺术也不过是他进入大学的某种通道。今天，当我们开展素质教育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对艺术本身的追求，而是出于某种现实性的需要：要么是才艺表演时的炫耀；要么是学校素质教育成果的展示；要么是大学招生时的某种项目。因此，并不奇怪，那些小时候曾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的小提琴，一旦没有需要的话，立即被束之高阁，碰也不会再碰一下。艺术并没有因为素质教育的开展而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内在需要。它甚至变成了我们为了实现某种现实性需要而借用的工具。

　　也许我们正在丢失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传统。自孔子以降，教育的核心从来就不是技巧，而是价值观。人们通过接受教育获得见识，养成气度。一切不能实现“仁义礼智信”——这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的东西都被斥之为“奇技淫巧”。尽管这一点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古代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仁义礼智信”的教育保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强稳定性和文化延续性。今天，我们似乎正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围绕着大一统的高考而进行的应试训练正在把核心价值观事实性地驱逐出教育的领地。学生背诵了大量条目，却在考试之后忘得一干二净。价值观教育并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刻下痕迹；素质教育只训练了学生的技巧，却没有相应培养起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学生所参与的艺术活动既没有对他们的灵魂塑造产生作用，也没有使他们未来的人生变得更为丰满。他只是机械性地完成了家长和学校要求他们必须完成的某项任务而已。还记得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里中美高中生的不同表现吗？“当中国学生该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力；当中国学生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这样的学生，也许高考分数很高，也许在才艺展现时光彩照人，但他们既缺乏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又严重脱离实际，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一般。东汉末年，诸葛亮不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明亡之后，多尔衮日夜兼程与李自成主力决战山海关，这种见识和胆识，也许是很难在今天的教育中再出现的了。

　　记得刚到旧金山的时候，朋友女儿所在的高中举行慈善演出，邀请我们一家前去观赏。演出的礼堂虽说有些历史，却又小又破，和国内中学的豪华礼堂相比，条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原来以为，美国高中的学生演出，一定是闹哄哄和乱糟糟的，至少也会以摇滚乐为主——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但那天晚上历时三个小时的演出，就是一首接一首的歌曲，或独唱，或对唱，或小合唱，或大合唱，旋律简单而优美，舒缓而温情。许多学生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站在台上就开始唱歌，没有多余的话语和动作。据说，整场演出全部由学生组织，观众都是家长，门票收入捐给非洲儿童用于购买食物。在那个美妙的夜晚，那些用心唱歌的学生目光纯净如水，我忽然间领悟到，也许素质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孩子们清澈的目光尽可能保留得更长久些吧。